《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前言 序 别本序三首 史通通释举例 史通通释举要 史通原序 史通通释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展开全部)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本书为赵翼自黔西罢官以后的读书札记，以其为循陔(即奉养父母)时所辑，故名《陔余丛考》。前后逾十年方始刊行。全书不分门目，以类相从。作者长于文史，其考订时有精到之见。本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曹光甫先生校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中国社会积弱之弊日益暴露，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寻求对策，并企图以古老的传统来诠解西学从而达成改革政制的目的，一些表述改革思想、规划变法措施的专著相继问世。其中，最著名的当推郑观应、汤震、邵作舟的三部同题著作《危言》。三《危言》的出版，似平地春雷，振聋发聩，受到了上自光绪、下至民间学人的无比推崇，并助长了改革的呼声。晚清自改革思潮是悲剧性的，但三《危言》之类的思想著作闪耀的光芒是长久而弥足珍贵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中国社会积弱之弊日益暴露，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寻求对策，并企图以古老的传统来诠解西学从而达成改革政制的目的，一些表述改革思想、规划变法措施的专著相继问世。其中，最著名的当推郑观应、汤震、邵作舟的三部同题著作《危言》。三《危言》的出版，似平地春雷，振聋发聩，受到了上自光绪、下至民间学人的无比推崇，并助长了改革的呼声。晚清自改革思潮是悲剧性的，但三《危言》之类的思想著作闪耀的光芒是长久而弥足珍贵的。

在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中,清代的学术研究在许多领域达到了最高峰。乾隆朝编《四库全书》是一项功垂千秋的工程。但是，根据规定凡参加者本人的著作是不能收入的。那时参与纂修的一大批学问家，庄存与、戴震、纪昀、邵晋涵、王念孙等，都是乾、嘉之学的佼佼者，而他们的著作一种也没有收入到《四库全书》中去。也没有收入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以致后人对他们的著作有些已寻觅不易，更谈不上利用他们的学术成果了。 根据初步调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撰有学术笔记，而整个清代的学术笔记至少有500余种。按照其内容，清人学术笔记大致可分为经史汇释、群书集校、杂考琐议三类。由于作者不必太拘泥于文体，也不需只争朝夕地赶制出来，既可与同仁讨论商榷，又可以孤芳自赏，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文网的迫害，所以清代的学术笔记就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清代学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出版界深知学术笔记的学术价值，...(展开全部)

本书共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篇都以概括的方式呈现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方面，从宏观角度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描绘一个大轮廓。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科学、医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范围相当广阔。从这些特殊面相深入浅出探讨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而重点仍在于彰显中国文化史的一般特色。

本书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一篇都集中在一个特殊的面相上面。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且每一篇论文都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文化史的某一面相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同时看到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

本书共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篇都以概括的方式呈现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方面，从宏观角度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描绘一个大轮廓。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科学、医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范围相当广阔。从这些特殊面相深入浅出探讨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而重点仍在于彰显中国文化史的一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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